洪汉鼎 1938年生，江苏南京人。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斯宾诺莎学会理事。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贺麟、洪谦和冯友兰教授，1983年赴德进修，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西方哲学史、分析哲学和诠释学，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理解的真理》、《诠释学史》等，译有《真理与方法》等。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哲学与人生”。我将举斯宾诺莎和费希特两个人的例子，同时结合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和大家谈谈哲学与人生的关系。
从专业的问题到哲学的问题
简单地说，人生有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你想学什么学科，你想学什么专业？我们到大学里来，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更深层次的是哲学的提问，也就是第二个问题：你想造就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从专业问题上升到哲学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过程。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无锡人，无锡有个辅仁中学，培养出了很多人才，比如钱伟长、钱钟书等。辅仁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我们的校长夫人是从美国回来的，里面的老师大部分又都是苏州东吴大学的老教授，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平相当高。我从初三开始就接触西方的文学，从古希腊到19世纪英国、法国的有名小说。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图书馆阅读，受益匪浅，有时也会看一点哲学的书。但是，我当时并没有体会到知识的求索，只是感到求索就是知识，好像只要看一本书就获得了一个知识。
1956年，我考到北大以后，认识了我的老师贺麟先生。我们现在看很多黑格尔的书都是贺先生翻译的，他还是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记得我当时去找他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知识求索和德性培养的关系。他感觉我脑子里总是在追求知识，而忘了问德性。他说，知识是外在的，外在的东西你可以学到；但是，德性的培养是内在的，内在的东西是学不到的，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去抓住它。那时我在读斯宾诺莎，他就问我：你读斯宾诺莎对你人生有什么启发？你的想法有什么改变？我总是说这个人认识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来回答他。他就提醒我：要注意德性的培养。我们老一辈的哲学家就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大家可能知道，中国哲学把知识分两种：文献知识和哲学知识。文献知识也就是自然科学的知识，他们不看重这个，他们看中的是理义。最有名的是朱熹和陆象山辩论什么叫“道问学”，什么叫“尊德性”，知识不是通过一个工艺的学习就可以拿过来的，尊德性是对我们知识的体会。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学哲学不像学物理、化学，更重要的是我要造就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过去我们说,认识就是代表对一个对象的认识，比如说对房子的理解，或者对一本书的理解，是对一个客观东西的理解，这样就错了。什么是真正的理解呢？海德格尔说，理解就是对你的将来和所向进行筹划。他用了一个概念，“此在”，即德文Dasein。存在本身是“人在”，因为存在是很普遍、很抽象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存在，每一人的存在叫“Dasein”，就是说它是很具体地存在着。概言之，“此在”是一种“人在”，“人在”就是指人的一种可能性，因此，我们的知识、理解就要朝着某一个方向的发展和所在进行筹划。这就是我说德性知识。
哲学家的“动”与“静”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动和静的问题，先向大家介绍两位哲学家。
第一位叫斯宾诺莎，荷兰的犹太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是要人们超出自我，从全宇宙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世界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须依托于整体来进行。斯宾诺莎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东西的是相互联系的，假如世界上的东西没有联系，那么世界就失去了生机，所以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有一个“磁力”在牵引。事物之间的联系使世界构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构成又是必然的。所以，任何事件都是必然，有人可能会问，有没有偶然事件呢？斯宾诺莎认为我们今天发生的事看似偶然，实际上只不过是必然的交叉，因此归根结底还是必然的。比如说，台湾台中有一座桥突然断了，把正好经过那里的一个教授的腰扭了，这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这个教授出去上课经过那座桥是必然的，而桥在某一时间断掉也是必然的，两个必然交叉在一起还是必然的。斯宾诺莎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我们平时所说的悲欢离合，在他看来都不用去悲伤，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必然的状态。
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罗素写过一本书，里面讲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是无限发展中必然的一环，人生的任何不幸也都不过如此。宇宙的必然给人造成了许多不幸，这就需要救治，这也就是斯宾诺莎的观点，他的观点和人生是有关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他本来在西班牙，却因为追求真理、不相信犹太教而被犹太教开除。他们对斯宾诺莎的处分是不允许他工作，并且规定任何人都要距离他两米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斯宾诺莎只能去当时比较开放的荷兰，以磨制镜片为生。就是在这样悲惨的生活中，斯宾诺莎写作了《伦理学》。斯宾诺莎认为这种生活是必然的，他并不为之感到痛苦。
第二个哲学家是德国的费希特。与斯宾诺莎把人、动物都看成一个整体不同，费希特把人看作是世界的主体，动物这些外在世界的东西都是围绕着主体的非主体，是主体自由活动的妨碍。所以，主体必须克服妨碍，不断地跟外在世界进行斗争才能取得生存。这种不同于斯宾诺莎的积极进取的人生，也和费希特的生活有关。费希特出生在１８世纪德国的一个贫困农村家庭，他是家里长子、有９个弟弟妹妹，家里不可能资助他读书。但是费希特从小就很聪明，他们家乡有一个教堂，一个大地主每个星期都来做礼拜，有一次错过了礼拜，牧师告诉他费希特可以把自己所讲的背下来，这让这个地主很惊奇，于是费希特就在这个地主的资助下完成了学业。费希特大学快毕业时，地主去世了，他就去做了家庭教师，这在当时是份相当于佣人的低贱工作。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费希特发表了《吿欧洲军人书》，这本书引起了歌德的注意，歌德推荐他做了耶拿大学的教授。
费希特在耶拿大学讲“自我”与“非我”，告诉大家要不断奋斗，他的课很受欢迎，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教室里坐不下，他就改到教堂去上课。但是这遭到了教堂的反对，因为费希特讲的是无神论。他们把费希特告到了魏玛教育部，当时的教育大臣正好是歌德，歌德想息事宁人，告诉费希特要他不要在教堂讲无神论。费希特不愿意屈从，最后被取消了教授资格。后来他去了柏林，在拿破仑的占领下宣传爱国主义，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斯宾诺莎和费希特是人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总结他们两个的人生：一种是静的、客观的、自然的；另外一个是动的、主观的、人为的。前者是静、阴、柔，后者是动、阳、刚，这两种对立的人生经验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从人生的整个进程看来，这两种经验又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我们总处在幸与不幸、顺与逆的不断交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处于幸与顺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向外扩张自己、发展自己，刺激自己获得更大的能力，这时候天性畏缩、优柔寡断、碌碌无为就是最大的敌人；反之，当我们处于不幸与逆当中，我们要以外在的沉思和冷静的反思达到知天、知人、知己的境界。这就是动态和静态的人生经验，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与帮助。我曾经在评斯宾诺莎的那本书前面写了个序，里面介绍了我自己在1956年以后的人生遭遇和对自己人生的思考。
1956年的北大哲学系是相当好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各个大学的哲学系全部取消，都集中到了北大哲学系，所以北大有中国最好的哲学教授。我那时经常去找老师请教问题，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开始了“反右”斗争，我因为一味追求西方哲学被打成了右派，保留学籍去北京郊区劳动。这两年当中，我完全是靠斯宾诺莎的精神坚持下来的。我在无锡城市里长大，从来没去过农村。记得当时他们的玉米要“锄二遍”，就是等到玉米都长得一人高的时候，到玉米地里锄草。我们都赤膊去锄草，从玉米地出来时身上一道道红印，又出了很多的汗水，两者一融合，火辣辣的痛。我不会爬树，在农村秋天还要去爬树，爬上去之后，全身都在打颤，还要腾一只手去采摘果实。我当时就想，不过一死而已，这都是必然的。
就这样劳动两年后回到北京，继续学了３年，到了1963年，要分配工作了。因为我是摘帽汉，不给分配。正好当时第一届研究生招生，我心里就有一个精神：我要争取去考研究生。贺麟先生推荐我投考温锡增先生，他刚从英国回来，是研究希腊哲学的。我记得当时温先生用英语出题，我用英语回答答得很好。考完之后，我去了温先生家，他告诉我：这次20多份试卷你的最好，一定能被录取。我把我的政治情况和温先生说了，他说：如果不能收你，我这届就不收研究生了。回来的路上，我眼泪一直在眼眶打转，后来，我没有被录取。１５年之后，我重新回到了社科院，温先生也在，他告诉我：“汉鼎，你当年的试卷我还保存着”，我也知道了温先生那年的确坚决没收研究生。
研究生考试结束后，我被分到了陕西省教育局，陕西省教育局又把我调到了咸阳专区文教局。到咸阳专区后，他们又把我分到了永寿县文教局。从1963年到1978年，我在陕西待了１５年，在这段岁月中，有一种精神一直在支持着我，我是带着自己的泪水和血汗去研究斯宾诺莎的，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这些东西，真的有很深的哲学意味。当我们比较顺利的时候，你一定要争取，社会有很多不公平，我们要像费希特一样坚持真理，哪怕教授资格没有了。而当我们处于逆境时，可以用斯宾诺莎的精神来涵养自己。我整个的人生经历就说明了哲学对人生的培养、对德性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哲学不是物理学、化学，它是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意义的。现在，我们老一辈教授的那种生活已经过去了，可我还是能感受到他们晚年的许多不幸，但是他们的哲学依然留在我们的生活里。这就是我要讲的两种人生。
“京派”传统与“海派”传统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京派”的教育传统。大家知道，哲学系培养学生分“京派”和“海派”两种传统，“京派”的教育是很严格的。现在的学生和老师可以开玩笑，老师出错时，学生可以指正。但在过去是不行的。比如，熊十力的学生是要伺候老师的，要给他打洗脚水，夏天要扇扇子，万一做不好的话，老师会直接用扇把打学生。到我的老师贺麟先生这一代就不再像熊先生这样了，但他也有自己的门风，如果你是我这一派的，你的观点就必须服从我。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第一批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结束之后，在饭店举行了一次宴会，全国有名的教授都去了。那次宴会上，贺先生拿着一杯酒说：各位先生，这是我的学生洪先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们各位老师要照顾我的学生。后来我到各个地方或杂志社去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贺先生的学生”，这就是过去的门风。但是，贺先生做学问有两个原则：第一，注重德性培养，我在陕西很痛苦的时候就怀疑：我这样做了１５年之后，我今后还能做什么。贺先生就批评我是“环境决定论”，觉得我没学好斯宾诺莎，缺少德性的培养；第二，经世致用，做学问要发挥它的作用。
此外，有一个方法要跟大家提一下，学哲学要从一点入手，不要一上来就走得相当广；当你的知识不断提升到最高程度的时候，就自然能得到发挥。这个原则非常适用于哲学。我就是专注于斯宾诺莎，一直专注了５９年，这样别人就能看到你的成果。中山大学倪梁康教授也是这样不断提升的，他研究的是胡塞尔。再如北京大学的王太庆，他主要搞的就是笛卡儿，也很有名。所以，学哲学开始时不要太广，最好是从一点着手，深入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把握。
问：您刚才讲偶然是必然交叉，这是一种很强的决定论。但是，我想问的是，在这种决定论的背景下，我们的自由意志在哪里？
答：我们今天讲自由好像和必然是对立的，有了必然就没有自由，但斯宾诺莎理解的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后来马克思主义也有这方面的理论，比如说我们开车，开车首先必然服从交通规则，必然要按照规则做，如果不按照的话就会闯祸，这就是必然对自由的理解。自由不是必然的对立，它是一种在对必然的认识之上而得到的一种自由，这是我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问：您刚才说要从小点入手挖掘下去，但是，我却发现从小点入手的话我的视野会很狭窄，没有什么创造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往深入一点钻是不是就会没有想法呢？正好相反，你只有深入钻研，才能有永不放弃的思想。只有研究得深入，才能提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才能创造。这个创造性不是说随意，它一定是在深刻研究的基础上，真正把握了研究的对象。我们今天说有一些书写得很好，但是真正有价值、有分量而且过了几十年以后还被人认为有价值去读的书其实并不是很多，我认为这些书就是深钻的结果。